关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

2020-03-24 作者:文物考古   |   浏览(137)

图片 1

   摘要:手工业作坊遗址,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2019年4月20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联合主办的“手工业考古•丰镐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陕西省西咸新区文物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西咸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领导和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的支持。

  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是指各种古代手工业生产作坊或工场遗址(可简略统称为“作坊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而“手工业作坊”(或“工场”)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一定专业化程度的手工业生产体及其空间。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不仅是整个近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在手工业考古方兴未艾的今天,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20日上午,在丰京大原村南制陶遗址临时保护大厅举办了会议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主任刘宇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徐良高研究员,陕西省西咸新区文物局副局长高波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甘旭主持,白云翔研究员和刘宇斌主任分别致辞。开幕式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大原村南制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站内考察了制陶遗址出土遗物。

  手工业作坊遗址属于古代文化遗址的一种类型,因此,作坊遗址考古无疑具有遗址考古的一般性特征。“一方面是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有关手工业的遗迹、遗物和其他信息,另一方面是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基本方法,对各种实物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和解释”。就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而言,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科学的地层划分和空间控制、完整准确的记录、遗物标本的科学采集等方法和做法,都是最基本的。

会议开幕式

  但是,手工业作坊遗址毕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遗址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作坊遗址考古同样有别于城址考古、聚落考古和居住址考古等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从手工业考古的任务出发,根据作坊遗址考古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要求并结合我国手工业考古的实践,就作坊遗址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是必要的。

参加开幕式领导与学者

付仲杨介绍大原村南制陶遗址发掘情况

  毫无疑问,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无疑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学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古代社会生产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手工业生产是古代社会两大主要生产领域之一,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最为古老的一种产业,于是,古代社会生产的考古学研究离不开手工业考古,也就离不开作坊遗址考古。尤其是相对于古代社会两大主要生产的另一个领域——农业生产而言,手工业生产遗存更易于保存下来,于是,作坊遗址便成为近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主要遗址类型之一。从考古学的实践来看,城址和聚落考古无疑是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从史前聚落到历史时期的城址中,无不包含有作坊遗址而使之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作坊遗址考古,城址考古和聚落考古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凡此种种,这里无须展开讨论。

王迪介绍大原村南制陶遗址出土遗物

  从手工业考古的视角来看,作坊遗址考古在整个手工业考古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与手工业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密切相关。

20日下午和21日上午,会议进行了主题演讲与学术讨论。20日下午的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主持。共有11位学者进行主题演讲。

  首先,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以及产品研究,都是手工业生产研究最基本的内容,而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作坊遗址考古。因为,“通过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不仅可以发现和获取与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工具和设施、产品、半成品和废弃物,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若干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准确了解各种遗迹、遗物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据此比较准确地复原当时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是认识手工业生产本身的关键”。

研讨会现场

  其次,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是手工业考古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这一研究的基础就在于作坊遗址考古。因为,通过对作坊遗址的发掘,可以获取该作坊的产品以及与其产品直接有关的制作工具等实物资料,据此可以准确判定该作坊的产品及其类型和特点,进而根据考古发现的该作坊产品的地域分布状况,考察其产品的流通及使用状况。譬如,魏晋以后不同窑系和窑口的产品流通乃至使用状况,主要是基于瓷窑址的发掘,从而究明不同窑系和窑口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然后结合其产品的分布状况分析而逐步认识的。

白云翔做主题发言

  再者,作为手工业考古基本研究内容的生产者研究、经营管理方式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研究等诸方面,同样与作坊遗址考古密切相关。尽管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难以获得与上述研究直接相关的资料,但是,通过作坊遗址的田野考古,可以准确认知作坊的产品及其特征,可以了解作坊的结构和规模等;同时,不少作坊遗址中还有与工匠生活直接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及工匠墓葬遗存。据此,可以考察生产者及其状况和经营管理方式。同样,只有在相当数量的作坊遗址田野考古的基础上,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研究才成为可能。譬如,关于战国时期铁器工业的性质和产业布局,之所以得出了“铁器生产遍及中原列国,官营和私营铁器工业并存发展”的认识,主要根据在于中原列国地区制铁作坊遗址的大量确认和重点遗址的考古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手工业考古视野下商周制陶业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在商周时期陶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量最多、最为常见的一种考古遗物,因而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陶器来源于生产,而制陶业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一,并且与青铜冶铸业、玉石器加工业和骨角蚌器加工业一样是考古学最擅长研究的一种手工业。在我国,商周陶器乃至制陶业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考古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丰硕,但需要研究的问题依然众多。从手工业考古的视野来看,商周制陶业考古研究应当关注什么?研究什么?怎样研究?有什么意义?他从五个方面提出以下看法。

  从我国手工业考古的实践看,在25个乃至更多的手工业门类中,石器工业、骨器加工业、陶瓷烧造业、青铜冶铸业、铁器工业、制盐业、造纸业、酿酒业和采矿业等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和长足进展,尽管与它们的生产遗存易于留存下来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手工业门类的作坊遗址田野考古的长期、持续开展和深入研究。作坊遗址考古在手工业考古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1.工艺技术及生产流程研究。工艺技术是手工业生产的核心,任何一种手工业研究都离不开工艺技术的研究,商周制陶业同样如此。工艺技术及生产流程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技术体系研究。也就是说,从陶土选择、羼合料来源及制备、陶土加工、陶器的成型及装饰到窑炉结构、燃料种类及来源直至烧制成器等。它们是一个体系,各个环节有机关联,即使在研究的实践中关注的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也需要将其放到整个体系中去观察和认识。二是技术体系演进研究。制陶技术作为一个体系,不仅由各个相关的环节构成,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商代西周历时八百年,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演进的;即使整个技术体系没有根本性变化,其中的某些工艺技术也是在变化的。三是技术体系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商代和西周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建立的广域王权国家,其文化也多有不同,那么,商文化和周文化在制陶技术体系上有什么异同?中原和其周边的制陶技术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在技术选择上有什么异同,其动因何在?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在向周边地区扩展以与周边各地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制陶技术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原与周边的制陶技术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和交流?四是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文化因子的研究。技术不仅仅是技术,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制陶技术直接影响到陶器的陶质、陶色、形态、大小、纹饰乃至功能等各种特征,是判断陶器之文化属性、年代、地域性等各种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制陶技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子。

2.制陶作坊空间研究。制陶作坊作为陶器制作生产的集中空间,各种制陶活动大都是在这个空间中进行的,因此,制陶作坊研究是制陶业考古的重心所在。这里所说的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制陶作坊本身的布局结构研究,包括取土、原材料存放、原料制备、加工成型及器表装饰、陶坯晾晒、窑炉及烧制、产品存放、废弃物处理等制陶本身的各种空间,以及工匠生活的空间乃至工匠死后的埋葬空间等。一般说来,上述空间往往是相对集中于一地的,形成一个完整的制陶作坊,但有些情况下上述有的空间与作坊相分离,值得注意。另外,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往往难以将一个制陶作坊全面完整地揭露出来,但发掘清理的即使是作坊的某一个局部,也需要从其整体的布局结构上去观察、去认识。二是制陶作坊的人文地理空间研究,也就是它在聚落或城址中的空间分布以及与其他人文地理空间之关系的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制陶作坊与聚落布局结构的关系、制陶作坊与其他手工业作坊等空间关系的研究,因为,制陶作坊一般来说不是孤立的,而是聚落或城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制陶作坊的自然地理空间研究,制陶作坊的选址除了人文地理的因素之外,还涉及到陶土、羼合料以及燃料等原材料的获取、水源以及交通等问题。一般认为,取土和用水便利是制陶作坊选址的两大自然要素,但是不是一概如此,两大要素中那种要素为首选要素,值得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

  作坊遗址考古中首先的和基本的问题,是作坊遗址的认定。这也是作坊遗址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手工业门类不同,其作坊遗址认定的依据也就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在考古资料尚且有限尤其是关键性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如何认定。

3.产品流通与消费研究。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消费,而流通又是连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个必然环节。就商周制陶业来说,其一,产品流向问题,即一个陶器作坊的产品,其流向是在本部族内部,还是也流向其他部族?是定向流通的,还是非定向自由流通的?其二,产品流通方式问题,即其产品是部族内部的分配,还是通过商品交换,抑或是两者兼有之?其三,产品应用问题,包括应用的人群、应用的场景等,其应用人群和场景是特定的还是非特定的,抑或是两者兼有之;是主要用于日常生活,还是主要用于埋葬或祭祀,抑或三者兼有之。

  先以制骨作坊遗址为例。关于制骨作坊,马萧林曾提出:“在考古遗址中,制骨作坊一般应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有比较固定的生产活动空间;第二,作坊内(即原生堆积)或次生堆积中出土的骨器加工工具,例如残破的锯条、铜刀、砺石等;第三,作坊内或次生堆积中出土有骨器成品、坯料和废料之间具有制作工序上的关联性,即能清晰地看出骨器加工的整个流程”。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又指出“在实际的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原生的作坊遗迹”。况且,许多所谓的“制骨作坊”仅仅经过了考古调查和钻探而未经发掘;即使经过一定的考古发掘,但发掘资料尚不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譬如,1986年至1987 年间发掘的安阳花园庄南地H27,属于殷墟文化3 期和4 期,面积约550 平方米,出土破碎的兽骨近30 万块,其中80 余块带有锯切痕迹,据此发掘者认为“H27 可能是堆放废弃兽骨的废骨坑”。但是,有学者据此推测,花园庄存在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制骨场所,并且“花园庄商代制骨场所是专为宫廷选用占卜用骨(牛股胛骨)所设立的作坊。该作坊兼作骨器与角器等骨质产品——是由王室直接控制的制骨场所”。然而,后经有关学者综合分析后认为,“花园庄附近可能存在制造骨器的活动,但是这种制骨活动是否构成大型作坊的制骨活动,还不能肯定”。“H27 内玉器、铜器等各类遗物都有发现,说明其也可能是宫庙区的王室成员弃置生活垃圾的场所。”可见,仅仅根据花园庄H27就判定其附近存在制骨作坊,显然证据不足。基于制骨作坊遗址的内涵及其认识,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制骨遗存,被区分为2 处制骨作坊遗址和5 处骨器加工点;西安丰镐遗址冯村北发掘出的西周灰坑及其骨料,被推定为西周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的制骨遗存中,有3处被认定为制骨作坊,另有3 处则未被认定。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4.生产经营方式研究。一是制陶作坊的经营者问题,即经营主体问题,是个体、家庭还是家族、氏族、部族或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抑或是多种形态并存;如果是个体,那么其来源、身份、地位以及是否世袭等问题。二是工匠及附属劳动者,包括其来源、身份、地位及其生存状态等问题,他们是专门从事制陶生产还是兼及制陶活动,工匠是相对固定的还是流动的。三是生产经营模式,是常年不间断生产经营,还是季节性生产经营;是专门进行制陶生产,还是作为一种副业进行生产。四是作坊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即制陶工艺流程的各个技术性环节,尤其是成型和烧制两大环节,是由同一个工匠完成的还是多个工匠分工合作完成的,工匠之间有无明确的专业分工。五是作坊外部的专业化分工,也就是作坊之间的分工,一个作坊是只生产一种或一类陶器,还是多种陶器同时生产;即使同一类陶器由多个不同作坊生产,不同的作坊有没有形成各自的“作坊风格”?六是所有制问题,即一个陶器作坊究竟是属于家庭的,家族的,氏族的还是部族的,或是王室的?也就是说,是“民办”的还是“官办”的?如果是官办的,是王室所属的“专供生产”还是王室管理的“经营性生产”?凡此种种,都直接涉及到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品流通和消费等问题,乃至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再看制陶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是考古发现最多的作坊遗址类型之一。但是,关于制陶作坊遗址的判定,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共识性的标准。据统计,我国考古界关于制陶作坊的判断方法有七种之多,甚至形成了“制陶作坊本来就应该是各个生产步骤在一起的,依据烧陶产生的遗存的任何一种特征都可以轻易地判断这里是不是制陶作坊”的认识。戴向明在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后提出了判定制陶作坊遗址的标准,即“与陶器生产场所相关的直接证据基本包括四种要素:(1)与生产、储存等有关的房屋建筑;(2)各种生产设施,如陶窑或烧制陶器的火坑等;(3)制陶工具和原材料,如转盘、陶轮、陶垫子、陶拍子、模具、刮子、陶土和陶泥,等等;(4)陶窑废弃物和残次品,如烧坏的陶器、碎陶片、烧土块、炭灰等等”。后来,王迪进一步进行讨论,“考古学所说的制陶作坊是进行陶器生产的场所……考古学上的制陶作坊应该定义为:占据聚落空间构成的一部分,至少在这里制坯和烧陶的生产步骤一起完成”,并据此提出了制陶作坊遗址的五个辨识原则,即:(1)陶窑周围出现制坯相关的典型遗迹、遗物,则认定陶窑和制坯相关遗迹、遗物构成制陶作坊;(2)区域性中心聚落中陶窑集中分布,则认定陶窑集中区域为制陶作坊(区);(3)陶窑附近有同期的房屋遗存,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4)同期的陶窑与居住区在空间上相分隔,且居住区中罕有陶垫等制陶工具出土,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一处制陶作坊;(5)发现烧制特殊的或者精致陶器的窑,则认定陶窑所在地是制陶作坊。很显然,尽管学术界判定制陶作坊遗址的标准及其表述有所不同,但作为生产设施的陶窑和制陶工具,都被视作认定制陶作坊的主要依据。

5.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陶业与其他手工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制陶业与农业和商业的关系问题;三是制陶业在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演进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从氏族到国家、由王国到帝国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四是制陶业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变迁问题;五是制陶业在社会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凡此种种,既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视角。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尽管手工业的门类不同而其作坊遗址认定的依据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作坊遗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即:(1)原材料;(2)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包括生产活动的场地、空间和建筑物);(3)产品;(4)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及生产废弃物;(5)其他遗存(如仓储、居住、管理设施及墓40 葬等)。上述诸要素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是最主要的,如确有发现即可认定为作坊遗址;其他要素则需要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并存,方可认定作坊遗址的存在。一般说来,制骨作坊遗址,主要根据骨料、半成品、下脚料和加工工具等认定;制陶作坊遗址(包括历史时期的陶建筑材料作坊遗址),主要基于作为生产设施的陶窑的存在而认定;商周秦汉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往往以铸模、铸范等的发现为依据而认定,如安阳洹北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作坊遗址、侯马白店东周铸铜遗址、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往往是根据尖底杯、圜底罐、将军盔等制盐器具和盐灶、卤水槽、储卤坑等制盐设施而认定;东周及其以后的制铁作坊遗址,一般以窑炉或冶铸遗物为依据而认定,如河南温县西招贤村汉代铸铁工场遗址、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作坊遗址、陕西杨凌邰城汉代铸铁作坊遗址等;史前和商周时期的石器加工场和石器作坊,主要是根据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生产废弃物等的共存而判定,如福建长泰县后厝山商周时期石器制造作坊等。

付仲杨做主题发言

  上述作坊遗址认定方法的可行性,从其他作坊遗址考古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佐证。偃师二里头宫城以南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绿松石废料坑(04VH290),包含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此判定这里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周原西周时期的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中,“没有标志性的建筑遗迹或者其他附属设施”,而主要是大量的石料、成品、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各种石玦加工工具,以及工棚类设施遗存等。南京明代造船厂遗址,清理出34 处木构造船设施,出土多种船用构件和各种造船工具,可证其为造船厂。但是,广州秦汉“造船厂遗址”,由于其生产设施“船台”的结构及其功能的认识不一致以及未见船用构件等,导致学术界对其性质长期以来争论不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仲杨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大原村西南制陶遗址发掘与收获”主题发言。他从遗址发现与位置、发掘目的、方法与理念、发掘概况、收获和认识、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等五方面介绍了丰京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的发掘情况、成果和认识。该遗址发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以获取遗址形成过程、制陶作坊聚落形态、陶工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等相关信息为研究目的,并采用精细化发掘方式。发掘过程中在对遗存的堆积状况、遗存空间位置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采集土壤样品,以获取植物利用、古代环境等信息,使用0.5厘米孔径的筛子对堆积土进行筛选,其中的红烧土、动物骨骼和石块等遗物全部采集。遗址2017年开始发掘,已发掘面积900多平方米,共发现陶窑13座、灰坑40多座,出土大量与制陶有关的遗物。根据发掘和初步整理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收获和认识。首先该遗址为西周晚期专门烧制夹砂褐陶疙瘩鬲的制陶作坊遗址。其次,主要有半倒焰窑和升焰窑两种形制的陶窑,存在五种组合模式。首次发现1座半倒焰窑和1座升焰窑共用1个操作坑现象。再次是发现的Y9为迄今为止西周时期最大的一座保存较好的陶窑以及迄今为止西周时期最小的一座陶窑Y10。同时Y9还发现封堵火眼的泥块、Y11发现夯打结实的窑门,这些为我们了解西周晚期烧制陶器工艺流程提供了具体实物资料。最后,目前主要发现的是遗址烧制区和处理废料和废品区,而制坯区、晾坯区以及生活区还不是很清楚。他还认为在制陶遗址内部空间布局、丰京遗址制陶作坊空间布局、坯料来源和成分、燃料成分以及制陶遗址与制骨作坊遗址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中,手工业生产的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和生产废弃物等,往往被视为作坊遗址存在的证据,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类遗物的所在地点(指原生堆积,不包括次生堆积),可能是作坊遗址的核心区,但也可能不是作坊遗址的核心区而是其边缘地带,因为,有些作坊的生产废弃物往往有单独的堆放区,并且往往与生产加工区分隔开来,尤其大型作坊遗址更是如此。

岳连建做主题发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岳连建研究员做了题为“镐京遗址西周陶窑的发现与研究”的主题发言。他先梳理了镐京遗址陶窑址发现情况。目前在镐京遗址花园村东、普渡村北、白家庄北、上泉村东、落水村等7个地点共发现陶窑50座。还详细介绍了2016至2017年在花园村东街遗址发掘的3座陶窑情况。陶窑形制均为竖穴式,由火门、火膛、窑箅、窑室四部分组成,陶窑前面均有一个大的深坑状操作间。其中Y2、Y3保存较好。这些陶窑位于铸铜作坊区域内,有的形制较小,火眼较细,其上还覆盖有控制火力的陶片或泥土块,推测该类陶窑可能与烘制陶范有关。最后他将镐京遗址西周陶窑等制陶遗存与客省庄二期文化陶窑、老牛坡遗址发现的商代陶窑、制陶工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镐京遗址历年来发现的西周陶窑,数量虽然达到了50座,但分布比较分散,尚未发现一个比较集中的大型制陶作坊。陶窑形制基本均为竖穴式,上下一体,结构紧凑,能更好地利用火力,而且还能通过堵火眼的方式控制火力大小。这种陶窑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横穴式陶窑形制不同,而与西安老牛坡遗址发掘的商代陶窑形制相同,二者具有传承关系。镐京遗址发现的制陶工具种类较多,其中常见的制陶工具,其形制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老牛坡商代遗址发现的制陶工具基本相同,体现出了制陶工艺及工具的传承性。

  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作坊遗址考古的关键所在。前已述及,作坊遗址考古既有遗址考古的一般性特征,更有其特殊性要求。就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至少有下述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徐良高做主题发言

  其一,“作坊遗址的发掘,应着眼于作坊的布局结构、各种生产设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各类遗物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如作业区、原材料和产品仓储区、废弃物堆积区、工匠生活区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及遗物的特点等”。因为,作坊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个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和载体,人们在这个空间中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为媒介和平台,利用各种工艺技术对原材料进行一系列的生产加工,使之最终成为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简单还是复杂,其生产加工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生产工具和设施相互关联,生产、仓储和工匠生活相互关联,不同的空间与不同性质的遗物相互关联,各种空间相互关联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空间布局结构及各种遗迹和遗物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便成为作坊遗址发掘的首要的着眼点。唯有如此,才能对作坊遗址获得整体的把握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对各个局部、各种遗迹和各种遗物功能和性质的认识,以及工艺技术流程的复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做了题为“制陶作坊考古和古代聚落与社会研究”的主题发言。他谈了对丰镐遗址制陶作坊考古和古代制陶作坊与聚落、社会研究的几点思考。

  譬如,唐宋时期瓷窑遗址的布局一般是以窑炉为中心,两侧堆积残次品和废弃物,然而,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宋时期的秘色瓷窑址的布局也是以窑炉为中心,但窑炉西侧是废品堆积区,两者之间用多道匣钵挡墙隔开,而东侧是制坯场所,包括2 座房址和多个釉料缸等。又如,2016年湖南桂阳桐木岭明清时期炼锌作坊遗址的发掘,对一处炼渣堆积形成的三角形山体平台进行全面揭露,确认了其总体的布局结构,即由一个焙烧单元和2 个冶炼单元呈“品”字形分布;究明了冶炼单元的内部结构,即以槽形炉为主体,在其一侧集中分布有储料坑、搅拌坑、精炼灶、堆料区、碎料区以及相关的房屋建筑,周围有环形围护设施等;同时,比较完整地复原了当时的炼锌工艺流程。这是作坊遗址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

他首先提到,迄今沣西遗址已发现陶窑70多座,尤其是在大原村西南的制陶作坊区,集中发现陶窑29座,为丰镐遗址典型制陶作坊区。沣东镐京遗址陶窑址分布分散,目前在上泉村东、普渡村北、白家庄北、落水村等6个地点共发现陶窑47座。除了日用陶器和随葬陶器烧制作坊外,还有专门烧制建筑材料的陶窑,如镐京遗址落水村西南发掘的西周陶窑中,出土了大量烧结的板瓦碎片。此处北距落水村西的西周大型夯土基址约100米,表明镐京的宫室建筑用瓦是在宫室所在地附近制作生产的。大量陶窑和陶器的存在说明制陶手工业是西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考古实践中,将一个作坊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完整揭露的实例其实为数不多,而发掘揭露的往往是一个作坊遗址的局部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首先需要从空间布局结构出发,关注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譬如,2012年山东章丘东平陵城汉代制铁工场遗址的发掘,虽然揭露面积达700 平方米,但仍然仅仅是该工场的一部分。发掘清理出的6 座熔铁炉中,有5 座东西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并以此为界将发掘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熔铁及铸造生产区,北部为堆放生产废弃物的灰沟;出土遗物有铁器、铁板材、铸范以及鼓风管残片等,但未见矿石以及与炼铁有关的遗物。据此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一处综合制铁工场,已发掘部分实际上是该工场的熔铁浇铸生产区和废弃物堆放区的一部分,铸范可能是来自该综合工场的制范生产区,铸造铁器所用的铁板材来自于另外的炼铁工场,其产品主要是梯形带孔锄板,工场的性质为东汉时期的一处官营铁工场。

其次,他提出,我们要特别关注先秦制陶手工业研究的更深层次内容与更广泛的意义。他提到去年在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召开的“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赵辉先生有关古代陶器历史地位、意义以及全方位制陶业研究发言的启示意义,认为古代制陶业研究在方法上,应把考古发掘、人类学资料与认识以及历史学资料与研究相结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此次会议邀请了不同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家从不同方面对先秦制陶业展开研究,共同探讨。

  其二,作坊遗址的发掘,应着眼于不同门类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差异和特点。因为,手工业门类不同,其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及其流程、产品以及废弃物等各不相同,其作坊的空间所在、规模、布局结构、内涵等各不相同,作坊遗址中的遗迹和遗物的种类、功能和分布等也各不相同。

他还认为研究古代制陶手工业,最基础的研究是工艺技术、生产过程,或曰操作链。进一步,由作坊内各种遗存结构与布局探讨工匠的行为过程。这类研究是迄今先秦时期制陶手工业考古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对于制陶工艺技术、生产过程,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取料、和泥、制坯、整型、装饰、晾干、烧成、选择与废弃,等等,制陶作坊遗址的考古工作应该寻找与各个工艺环节相对应的遗存,其中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存和相关制陶工具最容易发现与辨认。应该说,大原村西周制陶作坊的考古发掘,迄今对于制陶手工业操作连的相关对应遗存尚未完全找清楚,有待继续工作。关于工匠行为,王迪曾对大原村南制陶作坊遗存做过一些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譬如,制陶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是窑炉、陶器成型的工具,以及产品和残次品;制瓷作坊遗址除了窑炉、加工工具和瓷器及残次品外,还有澄泥池、釉料坑、各种窑具等;制骨作坊遗址中,作为生产设施的遗迹少见,而最常见的是各种加工工具、骨料、半成品和骨器产品;炼铁和炼铜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是炼炉及其废弃物、矿石原料、碎石工具以及炼渣等;铸铁作坊遗址中最常见的是熔铁炉及其废弃物、铸范、铁材、产品及残次品等;铸铜作坊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炉址、坩埚、铸范和铸模等;至于造纸和酿酒作坊遗址,就更有其自身特点。

关于制陶作坊考古与聚落研究的关系,他认为丰镐遗址的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相似,一方面发现多,分布广,基本位于灰坑密集区一带,似从属于各居民区,与铸铜作坊的分布不同,这可能暗示了制骨、烧陶等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手工业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人经营,主要是满足各居民区自身的需要,与青铜制造业不同。另一方面,也有集中分布区,如大原村南作坊遗址和周原云塘制骨作坊遗址,显示出这类作坊性质的复杂性。丰镐遗址的铸铜作坊虽然仅在客省庄南与张家坡东的灰坑内发现有少量陶范碎片,但从其位置来看,均位于宫殿基址附近。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用瓦的生产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布位置与一般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不同。这种现象是否说明这类特殊手工业作坊的官营性质,以满足所谓“宗器不鬻”的需要?

  2007 年—2009 年间江西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发掘,在福纸庙作坊遗址650 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宋至清初的房址、沤竹麻塘、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火碱坑、尾砂坑、石砌坑池、石砌水沟以及柱洞等遗迹;同时在周岭村和西溪村先后清理出由引水渠、水车池和工作间等构成的水碓14 座,揭示了当时从伐竹到沤料、煮料、腌料、舂料、配药制浆直至抄造成纸的一整套造纸工艺流程。浙江富阳泗州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同样是主要发现了棚屋类房址、水井、大型铺石灶址、石砌水池、石砌水沟、石槽、大陶缸、灰坑等与造纸相关的设施,以及石磨盘、石臼和石碓头等遗物。很显然,造纸作坊遗址主要的遗存为各种造纸设施,以及制浆的杵臼、石碓及石磨等,独具造纸作坊遗址特色。

在中国古代城市聚落中,作为商品生产基地和流通中心的功能到底如何?手工业生产到底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三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到底如何?由都城布局、结构特点来看,三代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对聚落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来寻找答案。

  江西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始自元代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烧酒作坊遗址。2002年发掘揭露300 余平方米,清理出元代至清代的水井、炉灶、晒堂、酒窖、蒸馏设施以及房基、路面等建筑遗存,出土石磨盘、石臼、拌糟用的木工具、晒堂上用的竹签等工具以及多种瓷酒具,由此揭示了当时烧酒作坊的布局结构、烧酒酿造的工艺技术流程及其设施。1999 年发掘的四川成都水42 井街酒坊遗址,清理出明代早期以来的遗迹和遗物主要也是与酿酒直接相关的酒窖、晒堂、灶坑、圆形酿酒设备基座等酿酒设施,石臼、石碾、石盛酒器等工具和用具。2003 年—2004年发掘的四川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清代酒坊遗址亦然。很明显,酿酒作坊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烧酒酿造过程中的各种设施、相关工具和用具等,与其他类型的作坊遗址判然有别。

他认为,应该将手工业作坊遗址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商周手工业作坊遗址所反映的中国古代都城特色和政治、社会结构特点。张光直说:“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中国早期城市一出现就是带有政治性的,经济不是其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特点,与欧洲的不一样。”是不是如此?需要通过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与聚落研究来回答。

  其三,作坊遗址的发掘,既要注意总体布局的把握,也要动态地观察其变迁状况。因为,一个作坊从建造、使用到废弃都有一定的时间过程,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有所修缮或改建。

最后,关于陶器在研究古代社会和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他说,实用陶器与随葬陶器在器类、器形、大小等方面存在异同,这种异同反映的是“视死如生”还是“生死有别”?是分别专门生产还是同一作坊生产?以丰镐、周原遗址陶鬲的异同为例,我们不仅可以分析不同陶窑的产品风格、流传范围,甚至引起我们对于陶器是否具有族群或国家的标识意义的省思。

  不同作坊使用的时间跨度,差别甚大。有的历经数代,长达数百年,譬如,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沿用至清王朝灭亡,前后延续了542 年”;李渡烧酒作坊,自元代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成都水井街酿酒作坊,从明代一直沿用到近现代。有的时间较短,甚至仅有十多年。譬如,西安汉长安城北宫南侧的砖瓦窑作坊遗址,1994年清理出砖瓦窑址20 余座,其使用时间仅仅是汉初至汉武帝时期的数十年甚至更短,因为该砖瓦窑场“是专门为附近宫殿等建筑的营建而设的砖瓦窑场,建筑施工结束,窑场也就随之废弃了”。1996 年在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殿址东北侧发掘的砖瓦窑场作坊遗址,清理出唐代砖瓦窑21座,是专门为营建含元殿而设的砖瓦窑场,随着含元殿的建成,砖瓦窑场也就废弃了。

王迪做主题发言

  一般而言,大多数作坊的使用时间多为数十年到上百年。无论时间长短,一个作坊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扩大或缩小、增建或改建等。譬如,明代至现代的“水井街酒坊遗址上的酿酒生产基本上是在连续不断进行的,当晒堂L3长期使用后,由于多种原因将其废弃,在其上修建其晒堂L2;当L2 使用多年废弃后,又在其上修建了晒堂L1”。这就要求在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种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判定,按照共时性的原则去观察和分析各遗迹和遗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历时性的视角动态地观察其演变,否则,便无法获得准确的认识。试举数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迪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的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缘起。在《兖州西吴寺》报告中,Y1西面和北面1米左右处的H287和H252中出土较多的陶垫、陶拍、较多的红烧土块和烧废的陶器等,应与该窑有关。但是陶窑被划分到第7段,两座灰坑则被划分到第6段。由此得到三点启示:1.单纯以年代学为中心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遗存之间的联系,而遗存的空间分布关系有助于弥补这一裂痕。2.在类型学的时空框架下,通过遗存的空间分布上反映出的功能联系,也是研究古代人类行为的途径。3.制陶作坊功能相对单一,研究制陶作坊空间内的人类行为是理解古代社会的“靠谱”切入口。为了进一步系统研究,提出微观聚落考古理念。微观聚落考古理念来源于四个部分:1.BruceG.Trigger定义的聚落考古学三个基础研究层次中在聚落层次上的研究。2.张光直的“微观”层次上的聚落的文化和社会研究。3.空间考古研究视角。强调考古遗存的位置、排列和方向,吸收SusanKent对遗址内部空间的研究以关于活动区的三个假设为基础:活动区能够从内容上、手工制品和动物遗骸的空间分布模式上辨识出来;大多数活动区有明确的性别;大多数活动区是单一功能的。这些成为阐释考古遗址中辨识特定区域功能的基础。4.KentFlannery、IanHodder等人的语境考古。语境考古不仅关注遗存本身,还关注遗存之间的联系,关注某些遗存是否总是同出或者总与一些典型相关特征以及它们跨遗址或者地区的出现频率。要把研究对象要放在更大的功能性整体中理解。而后以商周时期的中国为研究时空范畴。首先提出考古学上制陶作坊的辨识原则,进而辨识出商周时期的制陶作坊。在制陶作坊的背景下,指出:1.制陶作坊背景下的制陶工具包括石杵、陶筛、纺轮、镞、刀和镰、骨匕、鹅卵石、鹿角锥、砺石、骨锥、陶小圆锥等。2.制陶取土方式包括挖不规则状大坑、挖大型沟、挖地下巷道。3.制陶祭祀表现形式有祭祀坑、人死后埋葬于制陶工房、窑内放置人骨、卜骨和卜甲、陶器上的数字卦。最后,以西吴寺遗址春秋时期制陶作坊功能分区的研究为例,说明微观聚落考古理念在研究作坊内部空间组织上的作用。

  2004年安阳市孝民屯新石器时代晚期窑址的发掘中,清理出陶窑址6 座,其中,Y1 和Y2 共用一个操作坑,Y5 和Y6 共用一个操作坑,那么,共用一个操作坑的2 座陶窑,究竟是同时并存同时使用的,还是一座废弃之后另一座才建造使用的?类似的情况,2001年在山西夏县师冯汉代窑址的发掘中也有发现。该遗址清理出的2 座窑址是南北向排列、两窑相连的地坑式烘范窑,两窑共用一个操作坑,但地层关系及建造和使用状况表明,Y2 晚于Y1,两者并非同时并存、并用。

戴向明做主题发言

  1998 年在西安汉长安城西北隅发掘清理6 座窑址,分三组分布,其形制可分为两种。发掘者认为,这6 座窑址与1991 年在其西侧发掘的2 座窑址属于同一组窑址,建造时代大体一致,应属于西汉时期,“主要产品是日用陶器和作为建筑材料的板瓦”。鉴于这6 座窑址在结构上可分为两类,而同一窑炉不可能既烧日用陶器又烧板瓦,或可认为,这处作坊遗址在其使用期间发生过一次大的变化,即曾先后烧制陶日用器皿和板瓦两种不同的产品。由此论之,2012年山东昌邑东利渔汉代瓦窑作坊遗址发掘的22 座陶窑,也有可能不是同时建造、同时使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废弃旧窑、建造新窑的过程。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做了题为“简论黄河中游史前陶器的生产与流通”的主题发言。他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自裴李岗文化到龙山时代的陶器生产和流通问题。认为华南地区陶器出现得较早,有近2万年的历史,但那时数量很少、器型简单、制作粗糙,应主要是各小群体自产自用。到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各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制陶系统,能够生产出形态多样、复杂的器物,制陶技术趋于成熟,而且据此已经可以区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时的陶器生产应该有了一定的专业化,有专门的陶工制作陶器;至于这些陶器产品是否存在一定范围的流通,现在还不能说清楚。到仰韶早期,许多遗址都有陶器生产的证据。如在姜寨、北首岭等遗址都发现一些陶窑对应不同房屋组的情况,说明陶器生产可能是由不同家族或氏族内的某些工匠完成,其产品分配或许是由氏族或整个聚落统一控制,当然也不排除基于经济利益的交换。到仰韶中期,一些聚落仍然存在数座陶窑集中成组分布的情况,其生产和流通方式应与仰韶早期相似;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发达,体现出高水准的专业化技能,推测应该有规模较大的生产中心,但通过对我们在运城盆地调查采集的彩陶片的初步检测,发现彩陶的成分来源较分散,说明当时彩陶的生产可能还是比较多元的。到仰韶晚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出现了集中的制陶作坊区。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有一排十几座小房子与多座陶窑间隔分布,旁边的窖穴还出有大量集中生产的器物,显示出高度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场景。其产品显然不会只满足本聚落的需要,而应该有一定的流通范围。近年在别处也有类似的发现。

  2004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的发掘中,在珠山南麓清理出馒头形窑炉14座,其中有上下3座窑炉遗迹叠压打破的情况,发掘者推断,“这批窑炉的年代为明宣德至明万历时期,最上层的8座有可能是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

庙底沟二期则出现了较专门的制陶作坊。如山西垣曲宁家坡有两座保存完好的陶窑,旁边还有沉淀陶泥的土坑,推测是一处作坊;还有垣曲古城东关,也有陶窑、窖穴和旁边的小房子相组合构成作坊的场景。近年在山西新绛孝陵遗址发现一处大规模的陶窑群,其中属于庙底沟二期的就有7处,每处陶窑都修建在一个大型操作坑的边上,考虑到分期的因素,同时期使用的陶窑大约有10几座之多,如果算上发掘区之外可能存在的其他陶窑,实际数目应该更多,可见当时的生产规模是非常大的,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处集中制陶的“核心作坊”。

  从研究的实践看,一个作坊遗址的历时性观察,不仅是全面认识其始建、变迁直至废弃过程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了解该作坊遗址在当时手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变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侯马铸铜遗址布局结构的历时性观察和分析,初步揭示了牛村古城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演变过程,尽管其某些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无疑是研究作坊遗址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到了龙山时期,小聚落中发现陶窑的几率不是很高,陶窑主要集中在大型聚落中。如我们发掘的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就有一片居住区,可以分成不同的房屋组,每组房子里都有几个陶窑分布,这些陶窑与旁边的房子、窖穴、灰坑等共同构成了一片集中的制陶作坊群,表明制陶很可能是这群人一个重要的产业。当然在其他居址区也有少量陶窑分布的情况,显示出大型遗址里多样化的生产形态。这种情况在襄汾陶寺遗址同样存在。我们认为,龙山时期陶器生产很可能主要是由大型中心聚落控制的,并由此通过分配或交换来获取其他产品或资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晋南地区在陶寺、下靳、清凉寺等遗址都出有彩绘陶,而且只见于贵族墓葬中,普通墓葬是没有的,说明这些彩绘陶属于权贵者专用,其生产很可能也是由贵族控制的。

  其四,作坊遗址发掘中生产遗迹的发掘和记录,在注意其形态、结构和大小等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建造状况、使用痕迹、功能和废弃原因等,这是作坊遗址发掘有别于其他类型遗址发掘的一个重要方面。试举数例。

相比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专业化生产应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我们这次在沣西大原村所见到的烧制单一产品的陶窑和制陶作坊。

  河南辉县孟庄遗址二里冈文化陶窑的发掘中,发掘者注意到窑壁的烧土块夹杂有草杆和草叶等现象,推测IT6Y1 的“建造方法可能是先在地上挖坑,用草拌泥制成陶窑室,然后再用火烧烤成形”。

彭小军做主题发言

  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陶窑,其窑箅大多是与整个陶窑一起掏挖而成的,与窑柱和窑箅连为一体,虽多已坍塌,但“窑箅的上平面较平整,多涂抹砂质泥浆;下平面不甚平整,掏挖形成的窑箅多有工具痕迹”,即可为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长江中游史前陶窑的形制和结构分析——兼论陶窑在聚落中的空间特征”的主题发言。他从结构演变、火道、窑室容量、建造工艺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史前陶窑的形制进行划分。指出学术界对于陶窑的分类标准主要有陶窑外形、火焰运行方式、窑室与火膛的相对位置三类,拟或将这些标准两两结合、逐级分类。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陶窑的体积相对较小,加之窑室、排烟孔等部位常常保存较差或缺乏报道,所以火焰的运行方式作为该地区史前陶窑的分类标准似乎难以操作且分辨刻度过小;同时,外形作为陶窑的分类标准仅仅注重外形变化而缺乏内部结构的考察,也不适合于长江中游的史前陶窑。与之相比,根据窑室和火膛的相对位置进行分类能够直观地表现史前陶窑的结构,避免保存不佳带来的信息干扰,相对于前二者来说容易在考古实践中把握。因此,根据出土材料的实际情况,以窑室与火膛的相对位置为依据,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陶窑分为同穴窑、横穴窑和竖穴窑三类,并对每一类的形制特点进行了说明,借此探讨长江中游史前陶窑的演变历程。

  2002年扶风县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发掘清理出的西周中期的H8、H29和H97等3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址中不仅出土了与制玦相关的下脚料、石玦残次品及生产工具,而且“平面形状西周时期半地穴或地面房址更加不规则……从结构上说,这类建筑设施不同于一般家庭居住的房子,室内地面虽有踩踏痕迹,但显得比较粗糙,没有(一般居住址常见的规则的)灶坑、柱洞等常见设施”。据此发掘者认为,“这类类似于房子的建筑遗迹可能相当于工棚类设施,是工匠从事石玦生产的场所”。由此得到一种启示:作坊遗址中形制不甚规整、建造状况不佳、生活设施不完善的房址或浅坑类遗迹,可能与当时的工棚类设施有关。

他按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时代划分进行研究。陶窑的形制演化上,大溪文化时期,同穴窑、横穴窑旗鼓相当。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同穴窑所占比例大幅下降,横穴窑数量急剧上升。而到了石家河时期,同穴窑消失,横穴窑占绝对优势,开始出现少量竖穴窑。不同类型陶窑在建造工艺上也不同,同穴窑大致有两种建造方式:挖掘竖穴土坑、土坑与垒筑红烧土块相结合。由于保存相对较差,同穴窑的顶部结构往往不明,不过从窑壁的弧度推测,可能也是以红烧土块加以垒建。从现有资料看,采用红烧土块垒筑的方法是澧阳平原大溪文化的独特创举。横穴窑主要是先挖一个圆形竖穴坑作为窑室,然后再在旁边挖一个低于窑室的簸箕形或圆坑形火膛,并在火膛到窑室之间挖出一条火道孔,再稍加修整并抹草拌泥后便可使用。其中,簸箕形火膛一般带有操作坑,且多见于大溪文化;而圆坑状火膛更多见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竖穴窑的建造方式相对较为复杂,主要体现在窑箅的建造方法上。从现有的资料分析,长江中游地区的竖穴窑箅可能有两种建造方式,一种是在窑室与火膛之间留存一定厚度的生土,在上面掏孔;另一种或是在窑室和火膛间架木棍再抹草拌泥而成。

  2005 年—2006 年凤翔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陶窑、水窖、灰坑和条状土沟等遗迹,此外,“在AG1 和AG3 的西端,有一处平整的场地,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0 米,有厚度为2~3 厘米的踩踏面。根据此处曾发现陶坯残块和距陶窑较近的情况,判断其用途可能与制陶作坊的陶坯晾晒有关”。

通过对陶窑结构的分析,以此为基础,他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陶窑与聚落的空间关系演变,并对陶窑周边的可能存在的洗泥池、退灰坑、蓄水坑等设施进行了识别,借此讨论陶器生产可能存在的差别化现象,并列举了几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包括: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三期窑场的功能分区、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陶窑群的空间位置、石家河遗址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陶窑的空间特征,城河遗址屈家岭文化陶窑的出土位置、金鸡岭遗址屈家岭陶窑分布位置。

  河北临漳邺城曹村北朝晚期青釉器窑址的发掘表明,3 号窑使用过程中经过一次改建,形成早、晚两期,即晚期在早期窑炉的基础上对窑床表面和火膛进行再次处理后继续使用;窑室西壁南部曾用砖块修补,东壁南部也有修补痕迹。

分析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陶窑的形制和结构有着自身的演变特征,经历了同穴-横穴-竖穴的变化过程。从大溪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区域中心聚落可能存在“二元并行”的陶器生产体系,即特殊陶器与普通陶器的烧制场地可能有所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掘揭露出的遗迹,大多保存的是废弃时或废弃后的状态,或者是废弃后进一步遭到扰乱或破坏的状态。通过对其建造状况、使用痕迹和废弃状态的观察和分析,不仅有助于对生产设施本身建造技术和方法、使用过程和功能以及废弃状态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作坊生产工艺技术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助于对整个作坊从兴建直至废弃之变迁过程的考察。

郭志委做主题发言

  其五,作坊遗址发掘中遗物的收集和记录,既要重视生产工具、产品之类的遗物,也要重视原材料、半成品、下脚料等废弃物以及生产设施的残留,更要关注各种遗物和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各种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志委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试论中国古代龙窑的起源”主题发言。他首先界定了龙窑的定义及标准:平面长度明显大于宽度;剖面头、尾具有一定高差;窑炉主要利用高差引导火焰烧制产品。在此前提下,他从现已发表的先秦时期龙窑资料入手,首先分析了这些龙窑的时空分布特点,认为商代龙窑数量较多,约占35%;西周龙窑数量极少,约占5%;春秋战国时期龙窑数量最多,约占60%。这些龙窑集中分布在浙江东北部、闽浙赣交界地区和广东中南部三个区域。其次,他总结了先秦时期龙窑的结构特点:大多依山而建,集中分布,多次重建;规模相对较小,多数长度约10米左右;结构相对简单,主要由火膛、窑室、排烟结构组成。再者,他着重辨识了龙窑起源的一个过渡环节,认为福建浦城猫儿弄山Y4、Y8,清江吴城Y6具有过渡型龙窑的特点。

  就制陶遗址作坊而言,陶器生产一般包括“从取土、晒土、练泥、制坯、晒坯、烧陶、出窑到垃圾处理等一系列制陶工序”,因而作坊遗址中能留存下来的遗物主要是具有耐腐蚀性的无机物,如无机质并且耐腐蚀的工具、用具、窑具、成品、半成品、残次品和窑炉的废弃物等。其中,工具、用具和产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他的成品、半成品、残次品和各种废弃物也有重要价值。譬如,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中,除了清理出各种制陶遗迹外,还出土大量的遗物,包括2000 余件瓦当和板瓦、筒瓦以及多种形制的陶质建筑装饰构件的成品和残次品,陶压锤、陶拍、瓦当和其他建筑构件的陶范、石夯头等制陶工具,据此并结合其他相关的发现,可以判定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是一处战国中晚期专门烧制陶质建筑材料的官府制陶作坊,并且各种瓦件尤其是瓦当的制作工艺技术及其流程得以大致复原。

最后他总结认为中国古代龙窑最早萌芽应在商代之前,真正出现不晚于商代,夏商之际应予以重点关注;起源地域应在浙江东北部和闽浙赣交界地区;龙窑产生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吸收当地其他窑炉的优点逐步改进发展而来的。至于龙窑产生背后的动力可能与龙窑的量产优势,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生产,以及南方多山丘陵和燃料充沛等主、客观因素息息相关。

  实际上,作坊遗址中的各种遗物及其空间分布,不仅有助于对整个作坊的全面认识,而且直接反映了各种遗迹的性质和功能。譬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发掘中,曾先后在杨家嘴遗址、杨家湾遗址和楼子湾遗址发现了盘龙城文化五期和六期的“灰烬沟”等遗迹,这些遗迹中均积满了黑灰色灰烬土,其中还包含大量木炭屑及少量红烧土块,出土有坩埚、铜刀、残铜片和熔铜渣等遗物;在杨家嘴的PYZG1 和杨家湾PYZG1中,分别发现两处和三处堆放得有一定规律的陶缸群。据此判断,这些灰烬沟等遗迹,是当时盘龙城青铜冶铸作坊遗存。又如,凤翔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Y1,窑床的“床面上东西向排列有两行整齐的筒瓦残片,筒瓦多烧制变形,应为陶窑废弃时的遗留”,证明它是一座烧制瓦的陶窑。

郜向平做主题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作坊遗址中的许多坑状遗迹,譬如陶窑,其窑室和操作坑中的堆积,至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废弃时的遗留,可以据此判断其使用年代和功能;另一部分是废弃后一段时间内一次或多次形成的填埋堆积,与其使用年代和功能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作坊遗址的发掘中,对于陶窑以及其他类型的坑状遗迹,需要分层发掘,对于其包含物需要分层清理和记录、在考古报告中需要分层叙述,以便给相关遗迹性质、功能和年代的判断提供依据。譬如,河南登封南洼遗址的发掘中对二里头文化陶窑(2004Y2)的清理即是分层发掘、分层记录,将火膛内的堆积分为三层,其中第3 层主要呈灰白色,夹有大量烧土颗粒和炭灰等,极为疏松,应为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应属窑址的使用堆积”。与之相反的情况,可举秦咸阳城柏家嘴陶窑为例。1982年,柏家嘴一带的断崖上发现残存的陶窑3 座,其中,82XZBY47“窑内填土灰黄,内含较多秦筒瓦、板瓦和陶器残片。这应是一座烧制砖瓦兼及陶器的秦窑”。实际上,该陶窑的窑室填土中虽然包含有陶器残片,但它是废弃之后被填埋进去的,与其使用功能无关,因此,柏家嘴陶窑应当是砖瓦窑而不是陶器作坊。

郑州大学郜向平副教授做了题为“商代的陶器生产与商文化的分布”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学界对商文化分布的探讨较多,通常还将商文化的分布与商王朝的统治范围相联系。陶器面貌是判定文化分布范围的重要标准,对陶器生产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化分布的意义。他依据作坊出土的陶坯和陶器残、废品,梳理了商代几处制陶作坊的主要产品,指出郑州铭功路制陶作坊以生产泥质陶为主,殷墟目前已发现的制陶作坊也主要是生产泥质陶的;在磁县下七垣和邢台地区发现的制陶作坊却以生产陶鬲为主。此外,荥阳关帝庙遗址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分窑烧制,西安老牛坡则有将鬲、罐等不同器类放在同一窑中烧制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种手工业生产都离不开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都会有其产品,都会有生产废弃物,但是,手工业的门类不同,作坊遗址中的物质遗留也多有不同,并且能保存至今的一般是耐腐蚀的无机物。就原材料而言,玉石器加工、制骨、铸铁等手工业,其作坊遗址中常常有所遗留并被发现;就产品、半成品和残次品等而言,一般来说在其作坊遗址中也都有所遗留,尤其是制瓷作坊遗址中更为突出,但在制盐、造纸和酿造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则难以发现和收集。因此,作坊遗址发掘中遗物的收集和记录,也因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他认为商代陶器生产存在按器类进行的分工,这种分工至少存在于不同作坊间;但是否存在以生产特定种类陶器为主的聚落甚或聚落群,需要进一步探索。按器类进行的分工,其背后应有特定的组织和分配机制,这种规范机制部分地与陶器的礼器性质有关;而西周时期商式鬲在较大范围内的延续,又表明这种机制有超越政体的生命力。以陶器面貌界定,早商文化分布较广,晚商殷墟式陶器则主要限于豫北冀南地区,似乎表明陶器的生产和规范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典型殷墟式陶器分布区和以觚爵为核心的青铜文化圈,或许构成了晚商王朝不同层次的统治区。

  其六,作坊遗址的发掘,其重点无疑是生产性遗迹和遗物,但与此同时,工匠等生产者的生活遗迹、遗物和墓葬遗存以及作坊的祭祀遗存等,同样是作坊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值得重视。

陈晖做主题发言

  譬如,2002年扶风县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发掘中,发现有西周制玦工匠的墓葬。2003 年安阳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中,在遗址的南北边缘地带发现了H226、H265 和H41 等以人、马、牛、猪、狗等为牺牲的祭祀坑,在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发现并确认了铸铜工匠的墓地。2002 年—2008 年间在安阳铁三路殷代大型制骨作坊遗址内,清理墓葬近300 座,“有些墓葬随葬有铜刀、砺石等生产工具,因而,这些墓葬被认为是工匠墓,以家族墓地形式埋藏于手工业作坊的周围”。2010 年—2011 年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代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H77、H1050 等多座埋有人骨或人骨与牛骨共存的祭祀坑。2014 年—2015 年发掘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墓地,则是一处“以春秋时期墓葬为主并与铜绿山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生产者的公共墓地”。以作坊遗址祭祀遗存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商周制盐遗址和制陶作坊遗址等祭祀遗存的研究也得以展开。

武汉大学陈晖博士做了题为“盘龙城陶器生产初步观察”主题发言。他首先梳理了盘龙城发现的陶窑、制陶工具等制陶遗存。并通过对出土陶器观察探讨了盘龙城陶器坯体成型工艺,认为盘龙城制坯成型工艺以手制—泥条盘筑为主,而模制主要用于制作袋足器上,轮制数量较少,基本用来辅助口部、颈部修整。最后选取了盘龙城和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共计57个陶器样本进行了岩相学薄片分析。通过陶器岩相学观察,认为盘龙城有自己独特的陶器生产系统,目前未发现有来自郑州地区的产品。而郑州地区的红陶缸则表现出了与盘龙城的联系,其具体情形还需进一步研究,可能反应出郑州红陶缸与其它陶器不一样的生产系统。盘龙城陶器羼料种类较多,有碎石、细砂及云母等。反应出陶器来源于多个作坊的可能性。典型的印纹硬陶可能来自外地,本地也存在一定的生产能力。盘龙城陶器一方面在制作技术、原料选择等上面都有自身特色,但是另一方面,其器形、纹饰等却极力模仿中原器物,反映出当地技术传统制作陶器,同时文化身份表达却向中原靠拢。

  考古实践表明,作坊遗址中的生活遗存、工匠墓葬和祭祀遗存等,不仅是作坊遗址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所在城址或聚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考察当时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及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坊的性质及组织管理方式以及聚落布局结构等,都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郭梦做主题发言

西北大学郭梦讲师做了题为“殷墟陶器的制作与生产”的主题发言。她通过对殷墟陶器岩相学观察发现殷墟陶器对原料有很强的选择性,常常根据需要对原料进行淘洗等处理。泥质、夹砂陶和白陶所用原料各不相同。泥质陶选用全新世顶部发育的棕红色古土壤。夹砂陶则选用冲积土,羼入砂粒、碎石、碎陶末。白陶选用高岭土。殷墟陶范的原料是黄土,淘洗掉黏土,留下粉砂,与制陶正好相反。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应用,是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更是当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新世纪以来,我国以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为主要内涵的科技考古获得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推进”;就田野考古来说,主要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愈来愈广泛,科技考古研究愈来愈深入到田野考古的全过程之中。这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已经成为考古界的普遍做法,无须赘述。

而对殷墟陶器显微观察,发现其成型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泥条筑成。带有绳纹的盆、甑、豆等陶器是用泥条筑成,器表残留的、X光照片都揭示了这些标本存在的泥条缝隙。二是模制法。是指器物成形时需要借助模具,器坯表面有模具印痕,基本上用于制作鬲的袋足的制作。模制的陶鬲下半部分特别规整、内壁光滑平整,应是模制使然。三是快轮拉坯。借助快轮的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拉坯成形,快轮制成的器物有旋转式拉坯印痕,割坯时在外底留下偏心涡纹;殷墟的中小型泥质陶器,如罐、爵、泥质小鼎、小型簋、盘等,常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成;X光照片也显示胎体内部的空隙呈狭长型,斜向上平行排列,这是快轮拉坯轮制陶的特征。四是泥条拉坯。是指先用泥条筑成初坯,然后放在快轮上拉坯成型;泥条缝隙、泥条痕迹、拉坯印痕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大量的器物用此法成型,如簋、无绳纹的甑或盆、觚、鼎等。

  就手工业考古来说,以考古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在作坊遗址考古中,不仅需要一般田野考古中已经常用的各种勘探、测量、记录、三维建模等“数字化”和“高科技化”手段和设备,不仅需要各种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标本的科学取样以及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分析检测,而且更需要考古现场的现场取样和及时的分析检测,以便为田野考古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提供科学依据。试举数例。

在殷墟开展的烧制灰陶、白陶的模拟实验中发现:可能要经过封顶洇水的方式才能烧成灰陶。而白陶必须放在匣钵中烧才能获得洁白的外观,但商代不一定有专门的匣钵,也有可能是用大陶片遮蔽住白陶器坯,或是将其放在更大的容器内烧制。最后认为殷墟晚期陶器专业化生产程度高。体现在陶器在形态、用料、制作技术等方面,同类器物表现高度的一致性。手工业生产集中程度高,日用陶器生产规模大。

  1997 年—2002 年重庆中坝制盐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采集了中坝遗址附近的地下卤水以及房屋基址、灰坑、卤水槽等遗迹的钙化物样本、陶片以及地层土样”,进行了多种检测分析,检测结果证明了该遗址的制盐性质。2013 年重庆彭水县中井坝盐业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样是“在发掘中采集了各类遗迹内的土样标本,并对样本进行了科学检测”,为各遗迹性质的判断提供了科学依据。

主题演讲后,与会学者还进行了自由讨论和交流。

  2012 年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BⅡ地点的发掘中,在1 号铸坑(ZK1)的中部偏东处发现一个小砂坑,砂坑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42 厘米,南北宽25 厘米,深约20 厘米,坑内包含物为比较纯净的颜色泛灰的黄砂。经检测,砂坑中的砂子检测出铜、铅等化学元素,“很可能是砂样在铜器铸造过程中受到污染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ZK1为铸造铜器的坑状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认为在发掘过程中要详细认真地辨识陶窑,有些陶窑可能是烧制石灰的甚至烤肉用的。

  浙江富阳泗洲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发掘过程中,注意相关标本的采集并及时检测,为相关遗迹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如位于F1东北侧的G缸5 内含有大量灰黑色土,缸内壁附着的土样经检测,土样中包含有竹纤维和其他植物纤维,说明该陶缸内的物质为纸浆残留,陶缸专门用于盛放纸浆;G8 沟内石块下发现呈黄褐色的土样,经检验,其内含有竹子的硅酸体,结合沟内北壁底部厚约10 厘米的黄色痕迹,判定G8 是用于排放造纸废水的排水沟;另据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G缸5 和G8 内的土样含有C3类植物,并且可能是竹子。

何驽研究员发言

  2015 年安徽阜南台家寺墩台遗址的发掘中,对H234进行了原址检测,从而区分出熔铜区和铸铜区;炼渣中有熔炼渣和精炼渣之分,说明当地存在着铜金属的精炼和铜器的铸造;地面有一层厚3 厘米左右的白色结面,据分析其成分主要是天然方解石,应当与作坊的防潮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谈到手工业考古,尤其是制陶手工业考古正在逐渐形成某些共识,形成系统论。北京大学赵辉先生关于陶器研究文章的发表,其影响和启发意义很大,是作为学科建设理论,作为大陶器学提出来的,从理论上归纳陶器研究的各个方面,是比较全面的。

  作坊遗址考古的实践表明,作坊遗址中的活动面、堆积土、灰烬、红烧土、砂砾和遗迹附着物等虽然不是文化遗物,但都是作坊内人的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的物质遗留,其结构和特性与作坊的性质、工艺技术及其流程乃至各个空间的功能密切相关,对其进行采样分析尤其是现场检测或现场取样分析,对于作坊遗址中各种遗迹、遗物乃至空间性质和功能的辨识,颇具价值和意义。

他还认为,陶器学研究包括类型学、文化学、社会学、技术、经济学等几方面。类型学是陶器传统考古分析的看家本领,主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的时空问题。文化学研究包括族属、宗教、艺术等,涉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多一些。技术、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是今天讨论制陶手工业研究的主要方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作坊遗址考古中,不仅对各种文化遗物的科技分析和检测是必要的,46 而且对人骨遗存和相关的自然遗物进行检测分析,同样是必要的。譬如,周原庄李西周铸铜遗址出土的2 具人骨和3 个头盖骨经体质人类学研究,推断H162 中的成年男性个体“可能是作坊劳工”。该遗址发掘过程中应用浮选法获取的“炭化植物种子中,绝大多数属于农作物遗存……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加工和消费的信息”。又如,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过程中,进行了人骨鉴定、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等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收获,为了解东周秦汉时期临淄城内的居民尤其是工匠的生活及其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传统的制陶技术的考古学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硕果累累。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陶器的社会学研究,但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重视还不够。经济学角度的陶器生产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1.家庭手工业,自己制陶自己用。2.商品经济,制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交换,为了谋利。陶器商品经济又可分为:1.计划经济,即官营官办,产品归国家调配,统购统销。2.市场经济,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买卖,由市场供需决定,与政府无直接关系。这些都需要考古学回答,更需要一些理论支撑。比如,什么情况下是家庭自己自足的生产,什么情况下是商品生产,什么情况是计划经济下的制陶业,什么情况是市场经济下的制陶业,如何从考古资料上分辨,这些都是大问题。

  总之,立足于田野考古,强化多学科合作研究,既是手工业考古的两个基本点,更是作坊遗址考古的必由之路。

关于标准化,到目前为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应该是值得不断研究探索的一个领域。一旦标准化,应该已经是商品生产。

作为都城来说,手工业片区是都城必不可少的要件。都城的手工业片区往往规模很大,往往是官办的。但是自给自足还是商品经济,是以后要研究都城制陶手工业方面的重大课题。

  前已论及,作坊遗址考古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与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产品、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手工业考古十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对此,这里难以逐一展开论述,而是仅就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略作讨论,因为,这一研究的基础在于作坊遗址考古。

此外,参观沣西大原村南西周制陶手工业遗址时,有两点具体的思考:1.该制陶作坊遗址中出土很多小陶丸、陶球和圆陶片,可能是计数器,可称为陶筹。在西亚地区,很多圆陶片,穿孔的或者不穿孔的,都是计数器。制陶工业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计数,所以陶筹的可能性很大。2.大原村制陶遗址主要生产红褐色疙瘩足陶鬲。小的疙瘩足鬲可能销售给丰镐地区居民用于下葬。大的疙瘩足鬲在沣镐居址中也少有出土,比较特殊,或许用于居址内祭祀。总之要考虑大原村这种单一的产品,可能用于丰镐丧葬、祭祀等比较特殊的领域,而不仅仅代表族属等日用陶器所能体现的功能。

  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在历代瓷窑遗址考古和历代瓷器流通方面起步较早,成果丰硕。新世纪以来,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所进展。

方辉教授发言

  譬如,2003年侯马白店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出土大量铸造铜器的陶模和陶范,反映出该作坊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发掘者将陶模和陶范上的纹饰与以往各地考古发现的同时期铜器进行详细比较,发现与白店铸铜作坊遗址陶模和陶范上的纹饰相同的铜器曾发现于万荣庙前、新绛柳泉、太原赵卿墓、长子东周墓、长治分水岭东周墓、战国中山王墓、陕县东周墓以及洛阳中州路等地,甚至新绛柳泉墓地出土的一件铜鉴(M302:20)的一龙二蟠螭纹与出土陶范的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初步揭示了侯马白店铸铜作坊遗址的产品流向及其使用,并从一个侧面说明该铸铜作坊是当时的一处官府铸铜作坊。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则认为本次会议是国内第一次以制陶手工业为主要议题的专门会议,大家一起讨论未来怎么做手工业考古的问题。手工业考古应该是经济考古的内容之一,经济考古除了手工作坊的考古发掘之外,还应包括手工业产品的流通、消费。实际上,经济考古从社会考古中分离出来的。相对而言,社会考古内容更加丰富。经济考古从社会考古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专门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有它的道理。今天从考古发掘现场看制陶作坊的辨识,这比过去的制陶研究进了一大步。现场揭示出比较完整的生产过程,这是基础,以后还要结合出土文献、传统文献研究商周陶器生产的性质。

  又如,2003年以来,通过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遗址的调查、汉代镜范的收集和整理等,比较深入地认识到汉代临淄产铜镜的类型及其特点。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汉代临淄产铜镜尤其是四乳草叶纹镜的“临淄风格”,进而初步究明了当时临淄产铜镜的流通地域,一方面集中在其产地所在的山东半岛,但另一方面则远及岭南、关中、长城沿线以及东北地区。

商周陶器的标准化很低,和龙山陶器的专业化、标准化相差很大。龙山陶器的专业化、标准化程度高,美国学者范黛华教授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制陶者,认为山东龙山时期制陶者的技术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得益于其高度的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商周陶器则可能是家庭式的生产。大家过去一般从文献研究商周手工业的生产性质,现在注意从考古上谈陶器的生产组织,这是一个进步。

  再如,2005 年—2006 年发掘的凤翔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不仅出土了作为该作坊产品的瓦当及其残块2000 余件,而且出土有6件制作瓦当的范,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作坊主要产品瓦当的类型及其特征。进而发掘者指出,“豆腐村作坊遗址出土的数量较多的瓦当中,大多数种类在以往雍城城内及其郊外行宫建筑遗址上都曾发现过,说明这些建筑上的材料可能来自这里”。这不仅表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秦雍城及其郊外的王室建筑,而且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作坊是秦王室所属的官府制陶作坊。

经济考古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记得前两年《自然》杂志发表一组文章,用基尼系数讨论古代社会的经济分化问题,目前基尼系数也已经进入中国考古学家的讨论议题。中国的手工业产品材料丰富,以后的经济考古一定会成为显学。因为考古材料用于经济考古,比社会考古研究更为直接,更容易得到实证。《自然》上发表的文章,是以讨论房屋的大小为统计标准,认为农业并不能促进国家快速产生。手工业、贸易、商业促使财富快速积累,快速致富,促进了社会贫富不均和早期国家的产生。大的家族、宗族带头致富,才可能催生从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的过渡。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商,商族本来就是贸易起家。商人最早驯服了牛,用牛拖运财物进行远程贸易,促进了财富积累。所以商人把牛看得很重,作为祭祀中的太牢,地位高于猪和羊。从手工业考古到经济考古,就要研究商贸流通,商贸对于国家产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这恰恰可能是解决社会复杂化进程所意想不到的途径之一。社会组织往往是随着贸易的产生才更加复杂。另外,消费也是考古学家接触最多的,产品用于生活、随葬、祭祀,都是消费端产物。产品从作坊到了消费方,肯定有各种方式存在。这方面研究也是考古学家最擅长的,其中需要科技考古的介入。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思考,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产品流通研究之所以重要并且有效,在于作坊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产品和残次品、有关的生产器具(如金属器的铸范、范模,瓦当、陶俑、陶建筑构件等的范)等,可以准确地表明作坊的产品类型及其特征,或者说产品的“产地风格”,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同时期同类器物的广泛收集和细致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究明其产品的流通地域及其社会应用状况。这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一个作坊的性质及其经营管理方式,阐释它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群移动和人员往来、经济和文化联系、交通状况等,还有助于当时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

21日上午的会议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延常研究员、山东大学王青教授主持。共有10位学者进行了主题演讲。

岳占伟做主题发言

  如所周知,在近代考古学中,与古代手工业相关的研究是考古学与之俱生的课题,但“手工业考古”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手工业考古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早,并且成果丰硕,但其取得长足进展,却是新世纪以来逐步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副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殷墟白陶的烧制实验”的主题发言。他介绍了安阳地区的古土壤,对比了古土壤与殷墟陶器的显微结构。介绍了建窑的过程、烧制过程、洇窑方式以及烧造的结果。通过烧制实验发现烧制殷墟白陶的原料系高岭土。烧成温度介于普通粘土陶器与硬陶、原始瓷之间。硬度和吸水率较硬陶和原始瓷低。外表和胎体皆呈现白色。用途是祭器。殷人尚白,白陶器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殷人崇尚白色的实物载体而倍受推崇,成为首要的祭器,甚至比铜器更具高贵地位。流行时间盛行于殷墟一期前后,二期以后明显减少。殷墟白陶数量少,且多为碎片,完整器和可复原的器物甚少。器类包括豆、簋、盂、瓿、罍、卣、尊、斝、爵、盘、瓮、罐、器盖、塤等。纹饰主要有饕餮纹、夔纹、龙纹、兽面人体纹、蝉纹、云雷纹、乳丁纹、圆涡纹、弦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其中雷纹折叠纹、兽面人体纹等纹饰为殷墟白陶所特有。另外,其研究团队在距离殷墟约70公里的太行山东麓发现了几处高岭土产地。其中原生高岭土多位于大山之中岩石的风化带内,杂质较少,较纯净,白度较高,是制作殷墟白陶的理想材料。并认为白陶制作过程包括:1、取土和洗土。2、陈腐和练泥。3、制作和阴干。泥条盘筑、慢轮修整和模制是殷墟白陶较为常见的三种制法。有时候制作一件白陶器需要采用两种甚至多种制法才能完成。4、打磨和压光。5、施纹和装饰。制作纹饰主要采用刻划手法,有的采用勾划、辊压、拍印、模印、减地、挑剔、镶嵌等手法。夔龙纹、云雷纹、波折雷纹、弦纹等多采用刻划手法,波折雷纹之间的素带部分多采用减地法,兽头穿孔则多采用模印修刻完成。线条较粗较深较疏的纹饰多采用双向斜刀刻划,较细较浅较密的纹饰多采用勾划法制作。绳纹多采用辊压法,方格纹多采用拍印法,草叶纹则采用挑剔法完成,部分乳丁纹采用镶嵌法把预先制好的乳丁嵌入器体内。制作纹饰前首先要对预做纹饰进行分区,然后用铅笔画出所做纹饰,即画出“稿线”,再用工具顺着“稿线”来制作纹饰。通过实验建窑烧制白陶,表明烧制白陶必须使用匣钵。

  正是从我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文化遗产事业的需要出发,我们提出了“手工业考古”这一命题,并对其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构建。它标志着古代手工业研究的三大转变,即:在考古学研究上,从考古遗迹和遗物研究向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经济研究的转变;在手工业研究方法上,从文献研究向以考古为基础、科技考古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的转变;在手工业研究趋向上,从技术史研究向以手工业生产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转变。

荆志淳做主题发言

  近年来,我国的手工业考古逐渐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一方面,手工业考古的研究论著迅速增多,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以手工业考古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趋于活跃,譬如,2014 年5 月10 日,“科技考古与手工业考古:临淄齐故城冶铸考古多学科合作研究中期讨论会”在北京举行;2016 年6 月18 日,“手工业考古·重庆论坛——中国西南地区冶金与盐业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召开;2017年11 月4 日—5 日,首都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手工业考古·首师大论坛”。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来说,2012 年—2016 年五年间入选全国年度重要考古发现的199 个田野考古项目中,属于手工业作坊遗址发掘的项目有22 项,另外还有10余项聚落和城址考古项目中包含有手工业遗存的发掘,内容涵盖制陶、铸铜、制铁、制瓷等手工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在当今田野考古中的地位和作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淳教授做了题为“殷墟陶范技术研究的方法学思考”主题发言。他首先界定了器物研究的视野,认为器物生产与使用即是技术过程也是社会过程,物质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技术与社会实践。简单介绍了物质生命链、技术风格与技术选择的概念,强调了实践论在研究古代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Chaîneopératoire常被翻译成“操作链”,他指出这种翻译不反映该概念的原意,而“物质生命链”,或者“器物社会生命史”更能体现其内涵。物质生命链是由一系列生产程序与使用构成的技术过程,其中涉及到各种技术选择,可以是使用材料的类别、使用的具体工具和技术、生产阶段的组织方式、工匠组成和组织方式、器物具体使用的方式、及其社会和文化场景。技术选择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技术发展的程度、社会规范、权利关系、生产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哲学观、个人的技术能力和嗜好、经济和自然环境条件等等。器物生产与使用中涉及的各种技术选择构成了技术风格。技术风格不是即时的创造,而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具有时间深度的技术选择构成。物质生命链强调的是器物生产与使用的社会生命史和人的社会实践。与物质生命链相关的是实践坊的概念。器物技术风格研究的手段,涉及到器物类型学、纹饰、使用场景的考古学分析,器物制作技术的宏观与微观观察,器物的物质组成与结构,民俗考古、实验考古,还有社会理论的应用。随后通过讨论器物的功能、物性、结构、加工生产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研究物质结构的原因。并介绍了以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为研究手段的相关研究案例。通过分析比较殷墟陶器、陶范的显微结构,说明研究物质的显微结构是理解陶范技术的重要途径。

  很显然,在当今的中国,手工业考古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手工业考古的学科建设和持续发展,既需要研究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探索,尤其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大力推进。就理论探索来说,学习和运用、吸收和消化外国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而从我国的历史和考古学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积极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里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讨论,以期有助于手工业考古的学科建设和不断发展。

郑建明做主题发言

  (作者: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

复旦大学郑建明教授做了题为“从装烧工艺看北方出土先秦原始瓷产地”的主题发言。他从装烧工艺的角度,讨论了北方先秦原始瓷产地问题。2018年11月,杭州南宋博物馆展出了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墓地与妇好墓、鹿邑长子口墓、平顶山应国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北赵晋侯墓地、陕西沣西张家坡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叶家山墓地、山东藤州前掌大墓地等在内的北方地区出土44件原始瓷器,其中豆21件,尊15件,罐7件,簋形器1件,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基本面貌。他观察发现这些原始瓷的装烧工艺痕迹主要保存在底部。以北赵晋侯墓地、沣西张家坡等为例,21件豆,除了5件因为豆柄残缺外,其余16件器物足端均呈生烧状,或生烧较严重而豆侧一侧下半部均无釉并呈土黄色,或轻微生烧而仅在足端略呈土黄色,整个豆柄青釉较佳。44件原始瓷,除5件豆与1件尊底部不完整而不能确定其装烧的痕迹之外,其余38件器物,无论是圈足器还是圜底器,足端一侧均存在着生烧的情况;有的生烧明显而整个圈足釉不佳,一侧足端生烧更明显;有的包括圈足在内均烧造较佳而仅一侧足端略呈生烧的土黄色;还有的介于两者之间,一侧生烧无釉,另外一侧釉较好;这与这一时期窑炉技术的不稳定与窑温有较大起伏情况是吻合的。

        (

他对南方先秦时期原始瓷装烧工艺的观察发现,龙窑的基本特征与装烧工艺是:窑炉呈斜坡状、底部早期铺粗的砂土粒、春秋战国时期铺细沙;器物要在斜坡状的龙窑炉里放置稳定必须上坡插入沙土中;由此带来器部底部一侧会生烧。支烧具的出现代表着新的烧造技术,器物底部的生烧现象随之消失。因此,战国以前,在南方斜坡状的龙窑炉里直接着地烧造的器物,通常是底部或足端一侧生烧。南方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中出土的战国之前原始瓷均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与以上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观察到的特征相同。因此,从装烧工艺上看,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应该是南方的龙窑炉里面烧造的。

来源:《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  作者:白云翔

付永旭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副研究员做了题为“陶器专业化大生产:一次基于考古研究为目的的田野调查”的主题发言。他首先归纳了陶器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有目的的民族志调查,借以从民族考古方面尝试研究陶器生产及其体现出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组织方式,以期为研究考古遗址出土陶器生产提供借鉴。一般认为陶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及其产品体现出来的标准化水平是两项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解释了研究中应用的标准差、变异系数、标准化、标准化程度等基本概念。由于标准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是一种相对变量,为了说明问题和方便研究,引入目前执行的现代陶瓷器评级的国家标准、利用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韦伯常数等作为衡量标准。

他以贵州长顺四寨村制陶作坊作为研究个案。首先根据调查可知,该制陶作坊属于核心作坊制陶业。并具备以下特点:1.雇佣了经验丰富的陶工进行专门生产。2.生产目的比较单一,专门为了销售,借以谋利。3.生产地点固定,是专门租赁的生产场所,且作坊的结构布局清楚,存在陶器生产区、晾晒区、储存区和生活区。4.陶器生产基本全年无休。5.生产的目的性极强,故产品型号、样式比较固定,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然后以罐、缸和壶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高、口径、底径、最大径高及口沿宽等指标数据化,通过量化分析研究四寨村的陶器作坊体现出的专业技术水平。最后提出研究表明四寨村生产方式明确,实际反映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变异系数均在2.79%~7.31%。据此可以推测古代社会中,当陶器生产的变异系数在2.79%~7.31%范围时,就达到了核心作坊制陶的专业化生产阶段。

卢中阳做主题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卢中阳副教授做了题为“分工与劳役:先秦手工业指定服役现象研究”的主题发言。他从分工对象和分工性质两个方面,回顾了先秦手工业专业化分工的研究历史及进展情况。指出近年来学界的重要突破是充分认识到手工业者主体为平民及以“族”为基本分工单位的属性,但是在分工性质上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分工。为此,他考查了手工业的服务对象以及春秋以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认为先秦手工业分工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并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足以支撑专业化社会分工的事实,提出这种分工具有强制分工的性质。

他还利用先秦时期的考古和历史资料,分析了先秦手工业分工整体性及固定性的特点,同时结合日本、缅甸、印加、西双版纳等民族志资料,指出先秦手工业分工是指定服役制度的重要体现。并认为在指定服役制度下,手工业劳役属于以人身占有为前提的“超经济强制”,服役者一般不脱离农业生产,且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由统治者提供手工业原料,产品全部归统治者所有,同时服役具有一定的期限。其分工原则为“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手工业产品通过指定劳役上纳后,在氏族或家族的内部,或者是国家层面,进行再分配。统治者通过这种再分配,以实现对人的控制和国家的统治。对先秦时期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做了另一种思路的阐释。

王小娟做主题发言

山西大学王小娟副教授做了题为“郑州地区新石器晚期陶器吸水率初步分析”主题发言。她依次从陶片吸水率测试流程、试验样品、数据分析和初步认识等方面进行介绍。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双槐树遗址仰韶中晚期五个阶段的陶片吸水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同一质地不同时期陶片吸水率对比、不同质地陶片吸水率对比、同一质地不同磨光度陶片吸水率对比,利用箱体图及一元方差分析,发现双槐树遗址五个阶段的陶片吸水率在时代和有无磨光、施陶衣方面无明显差异。而不同陶质之间的吸水率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常见的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吸水率高于夹砂类陶器,吸水率最低的是泥质黑皮陶和泥质白陶。这纠正了以往认为泥质陶吸水率低于夹砂陶,施陶衣吸水率低的主观推断。并指出影响吸水率的因素可能有烧成温度、成型及修整技术、渗碳工艺等。此外,还对陶寺遗址的陶片吸水率进行简单分析,与双槐树遗址陶片吸水率的认识基本一致。

唐锦琼做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原始瓷、印纹硬陶与日常陶器—以长三角三代时期陶器群为中心”主题发言。他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三代时期多个遗址中日常陶器、印纹硬陶、原始瓷所占比重的比较,指出在遗址类中,日常陶器占据了绝对优势。了解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还在于日常陶器的深入研究,如东鼎西鬲的炊器传统对于探讨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等具有重要意义,大量发现的刻槽盆可能与加工块茎类植物相关,有助于了解本地的生业方式等等,不一而足。而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在墓葬类遗存内的比重很大,更多的具有礼器的性质,原始瓷碗呈梅花形摆放是为突出表现。到了战国时期,以鸿山越墓为代表,出现成组的原始瓷礼器和乐器,反映了原始瓷器的礼器性质达到了顶峰。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苕溪流域。两者相较于日常陶器的生产,难点在火候与温度的控制。日常陶器用易熔黏土烧制而成,烧成温度在900℃~1000℃,温度超过就容易烧流,而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在1100℃~1200℃。两者的生产均需要有较高技术能力和控制水平,在当时应属于“高科技产业”。在东苕溪流域有下菰城、邱城、小古城等同时期城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专门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对于探讨本区域国家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

樊温泉做主题发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樊温泉研究员做了题为“制陶工业视角下的郑韩故城”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郑韩故城概况以及大吴楼制陶作坊遗址、能人路制陶作坊遗址、冯庄制陶作坊遗址、三里岗制陶作坊遗址和监狱制陶作坊遗址等5处制陶作坊遗址发现情况。认为能人路制陶作坊遗址为官营制手工业作坊,其余4处均为私营制手工业作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与官营手工业并存的私营手工业,开始打破“处工就官”的格局。而且私营手工业作坊分布相对集中,选址位置临近城垣和水源,可以看出它们并非个体家庭独自生产,而是有组织的集中生产,它们分门别类,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器形向多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演进。最后他认为这些制陶作坊遗址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春秋战国是私营制陶业的转折时期。二是郑韩故城出土的大量陶符及陶文是制陶生产与管理、语言文字学、历史学以及书法史等相关研究的重要语料与史料。

朱萍做主题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朱萍讲师做了题为“藏族陶器制作工艺的民族考古学思考”的主题发言。她指出陶器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判断遗存文化属性,还应该运用陶器中所蕴含的信息恢复自然生态、社会生活,并了解古代社会及社会组织。陶器研究方法包括类型学、考古统计学、自然科学技术、实验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其中类型学、考古统计学、自然科学技术、实验考古学四种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即不能对陶器的整个生命史进行研究。民族考古学的优势在于能直接观察与陶器相关的各种人类行为,进而对陶器的生命史进行研究。

她对西藏的罗林村、加木切村、塔巴村、嘎益村、朗卡村、那吾村制陶点进行了多年的民族考古学调查,详细了解了藏族陶器制作工艺的过程。并以嘎益、朗卡制陶点为重点,从制陶原料、制陶工具、黏土开采及加工、陶坯成型、修整装饰、烧制成器六个方面介绍了藏族陶器的制作工艺。最后她认为民族考古学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启示。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藏族陶器制作对考古学陶器研究的启示作用。一是农业生产不仅会阻碍制陶业的发展,低效农业还会刺激制陶业的发展。二是分步成型、多种成型工艺的使用提示我们,研究出土陶器的成型工艺应该尽可能观察完整器才能进行全面复原,并要注意观察是否存在分步成型的情况。三是套烧工艺对于研究灰陶的起源及大量烧制,甚至陶窑的发明都有重要价值。四是应注意观察出土陶器中是否存在多次烧制成器的情况。

魏峭巍做主题发言

上海大学魏峭巍副教授做了题为“陶器所见之烹饪与使用情景分析:以山东陈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为例”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从陶器使用方式分析有助于还原人类社会的不同情景,并以此作为分析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过程。烹饪方式是人与陶器的互动过程。烹饪方式研究不仅关注器物特征和器物形态,还关注器物本身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实践—烹饪。他通过实验考古,比较烹饪时鬲与火接触的位置,分析山东临朐陈家河遗址出土绳纹鬲和素面鬲所反映烹饪方式。并结合口径的分布范围,以及绳纹鬲和素面鬲口径的对比,认为其中16-21厘米口径陶鬲的容量约为0.5L-0.8L之间,能够为单人提供相当的能量摄入量。

主题演讲后,与会学者还进行了相关问题自由讨论与交流。

白云翔研究员在听取了代表们有关商周制陶业考古新发现、制陶业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制陶工艺个案研究和实验考古学研究等方面的发言后,在综合讨论环节,在充分肯定各位发言的同时,又从三个方面发表了意见。其一,关于手工业考古的体系研究。古代手工业是一种体系,是整个古代社会的有机构成,因此,手工业考古强调的是一种体系研究,而不仅仅是工艺技术研究,也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研究,而是从生产到流通、再到产品应用的系统研究,以及手工业在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演变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系统研究。其二,关于工艺技术研究。工艺技术作为手工业中的一个关键的子系统,其技术选择、技术体系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主要包括:技术传统。技术传播与影响。既包括本地区和本文化集团中相关手工业之间的技术互鉴与影响,也包括不同区域或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相同产业的技术传播与影响。技术选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生产的性质,包括所有制、生产的目的及产品流向等,是专供生产、定向生产还是经营性生产等。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社会生活需求及其对产品供应的要求。其三,田野考古是手工业考古的基础,也包括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田野考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过程,各种考古遗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考古遗迹与遗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各种遗迹和遗物之功能的判断等,都需要在田野考古过程中研究和解决;就制陶业来说,多座窑炉并存甚至共用一个操作坑的境况下,究竟是同时使用的,还是在使用和废弃上有先后关系,直接影响到当时经营性质、生产规模乃至产品种类的判断;制陶作坊产品的判断,最主要的依据是半成品和残次品等,但它们究竟是出土于窑炉中还是窑炉废弃后的堆积中,直接影响到作坊产品的判断,在田野考古中需要特别注意。

最后,他还补充说明:论坛期间不少朋友问我“手工业考古”一语的英译问题,基于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性质、任务和目的等的认识,在多方征求国内外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的英译是“ArchaeologyofTraditionalIndustry”,供大家参考。

王青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则通过参观发掘现场和受代表们发言的启发,并结合近年盐业考古的田野实践,谈到手工业考古中注意区分陶窑和盐灶的问题。陶窑和盐灶有不少相似性,如都有大量陶瓷片残留,都有大量红烧土和草木灰,有些盐灶还有窑汗和陶支柱。因此田野考古中陶窑和盐灶容易混淆,过去在香港和山东等地都有把盐灶误认为陶窑或窑场的先例。以下几种遗存现象可能是盐灶:遗址中大量出土单一种类的陶器,且内外壁都有水垢状凝结物,应与煮盐过程中卤水蒸发后钙化物凝结有关;某些遗迹范围有大量的白色或灰绿色凝结物硬面,可能是卤水蒸发后钙化物凝结的硬面;某些地段有大面积草木灰分布,且草木灰堆积比较平整,可能是为了提纯卤水人工铺成的刮卤摊场;窑壁很矮就到顶且没有封顶的趋势,可能是盐灶,因为制盐多是敞口操作的;在四川和三峡等地发现的多孔灶或排灶,应是煮盐用的盐灶,这已经被当地发现的汉代煮盐画像砖证实,宁波大榭岛甚至发现了史前时期煮盐的排灶。另外,在沿海地区和内陆有盐碱地的地区,尤其是历史上设有盐官的郡县,注意考虑发现的陶窑是不是盐灶。

刘延常研究员发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延常研究员认为陶器研究的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科学技术应用广泛,对陶器的研究更应引起大家的关注。不同时代,关注陶器研究的侧面不同,这次会议引领学者们回归到陶器研究问题,意义重大。并浅谈几点认识。

1.距今20000——9000年间,早期的陶器开始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标志;距今5000-4000年,学者们讨论陶器标准化的问题,就涉及到陶器生产的专门化,如龙山时代山东地区蛋壳陶的生产高度专业化并具有礼器性质,学者们还注意研究白陶鬶上的附着物,发现可能是酒,白陶的生产与传播也体现了其生产技术、贸易、文化间的交流。

2.青铜时代陶器的标准化、专门化更加明显,如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原始瓷器在全国诸多地区尤其北方地区的出土,应该是江浙赣地区生产的,往往出土于高规格墓葬。

3.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山东地区出土一些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显然是吴国、越国产品,明显是舶来品。商周时期常见的仿铜陶礼器,应该是专业化生产,如春秋到战国晚期山东地区的墓葬随葬泥质灰陶鬲显然不是实用器,与日常陶器不同,应是小范围内存在,有地域性;再如,墓中随葬的彩绘陶器,还有锡衣陶等,可能是给死去的人订做订购的,有些陶器属賵赙现象,亦是专业化产品。

4.汉代的陶器还是这么丰富多彩,大家应该此引起重视,如山东地区出土大量高温钙釉陶应是南方产品,又如低温铅釉陶器,白陶器等都应该是专门化产品。

5.不同聚落等级的产品,陶器产品也有不同,高等级聚落陶器存在陶器专门化生产。通过时代较晚的陶器及其生产与流通,对研究前代的陶器,会有很多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从陶器生产技术、专门化生产等方面去研究陶器的多样性、特殊性,对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解与应用,探讨如技术、文化传播、贸易交换、賵赙制等方面,对研究古代文化、古代社会等具有重要价值。

种建荣研究员发言

陕西考古研究院种建荣研究员认为近年手工业考古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也已取得了不少突出的成果,研究体系日趋完善成熟。本次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中心展开,参观了丰镐大原村制陶作坊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聆听了20位专家围绕制陶手工业多角度研究的发言,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发,也有精彩的案例分析,让人颇受启发,获益匪浅。

一是手工业研究的门类众多,对象各异。每一种手工业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特质,生产环节、产品及流通、使用都不尽相同。所以,针对不同手工业考古研究今后应着力于个案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有差别的工作方法与研究体系。便于在具体的考古研究前做好“顶层设计”。譬如我们当年在发掘杨凌汉代铸铁遗址时,一开始在确认了铸铁作坊性质的基础上,我们就提出从技术、产业的角度对其进行发掘与研究,并请北大的陈建立教授就反映铸铁工艺及产业形态信息采集的内容、方法与标准进行了预案设计。举个例子,工作中我们磁铁对相关遗存堆积中的铁遗存进行吸附,收集到的铁器锻打遗留的铁销就有2.5公斤之多,这种信息在以往发掘中是收集不到的。正是基于这种发掘的理念,当时该作坊仅发掘了400平方米,发现遗迹不过三、四十个灰坑,却取得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研究成果。

二是手工业考古研究确如白云翔老师所说必须以田野发掘为基础,而且不能简单当成普通遗址进行发掘。我以为针对手工业作坊的发掘,重点要围绕生产的核心遗迹而展开,同时兼顾相关设施遗存。发掘过程当切实贯彻“埋藏学”的理念,在搞清发掘区的堆积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厘清相关遗迹的关系。比如,这次大原村的陶窑作坊发现的陶窑和操作坑的组合关系,有几个陶窑共用一个操作坑的例子,但窑的类型有别,窑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那么,这些陶窑是否是同时烧制陶器,共时存在,还是一废一用?这对研究至关重要。但按照以往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发掘理念与方法,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手工业作坊的发掘必须是精细化的发掘,这次丰镐制陶作坊发掘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朱君孝副教授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朱君孝副教授则结合山西大学王小娟的研究成果,分享了登封南洼遗址陶器吸水率和气孔率测试分析的心得,认可研究者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落差的情形。南洼二里头文化陶器群面貌表现出从早到晚日趋粗略简化的态势,而陶胎吸水率则呈线性下降趋势,表明陶器质地越来越好,陶泥的处理技术在不断提高。至于泥质陶吸水率高于夹砂陶现象,应与两类制陶原料的物质结构特性有关。泥质陶原料颗粒细小而粒间孔隙较大,故持水能力强。夹砂陶原料颗粒间孔隙虽大,但颗粒本身不持水,因而总体上孔隙较小,吸水率较低。

陕西师范大学郭妍利副教授认为在手工业考古的体系中,新技术新方法颇有成效,但考古学的传统方法依然在新的研究体系中有用,手工业考古的许多基础工作尚需完成,如手工业谱系的完成,以关中东部为例。其次,手工业考古中当有性别差异,我们在实际的考古工作怎么区分,是否可以借鉴民族学、人类学资料和方法。

常怀颖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认为铸铜活动有很多的标志物,制骨、角、石器活动也有很多的标志物,但是制陶活动的标志物少,需要在土里头找。大原村西南制陶遗址的发掘成果充分说明,以后的发掘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合作必然是未来田野考古的发展方向。

他还认为,先秦时期仍然是一个陶器社会,但无论商周考古还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对陶器的关注显然还是不够的。他简要从学术史角度,梳理了制陶研究的演变情况,他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自1920年代殷墟的发掘到斗鸡台的发掘,开始了对陶器制作工艺和技法的考古学观察;1950年代以来,较为对民族制陶的记录,但侧重记录制陶技术环节,注重制陶技术的区别;之后开始有类似李文杰等学者专门对制陶工艺进行研究。90年代以来,科技手段介入制陶工艺研究,开启了类似岩相观察、烧成温度等方向的研究。21世纪以来,以戴向明等人的研究,开始注意到陶器生产背后的社会问题,从此不少青年学者更加注意制陶手工业流程,以及手工业门类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四个阶段,基本上是陶器制作工艺研究范式的转换过程。

宋江宁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江宁副研究员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理论思考,提出以往的考古工作都是零碎的,今后的考古发掘应抛弃“工地”概念,转变成“实验室”概念。考古学的目的是研究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古学研究最后要上升到哲学高度。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对本次会议做总结发言。他指出此次会议虽然规模小,但主题明确,议题集中。此次会议把研究陶器的各方面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从考古、历史、人类学、实验室分析检测等多个角度,讨论了先秦制陶业,对于推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位学者都呈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心得,大家都感觉受益匪浅。

他还谈了自己对本次会议的一些感受。首先,研究理念上的变化。此次围绕制陶业的研究涉及工艺、技术、生产消费、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讲,这些是古代制陶手工业研究理念的变化。本次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古代制陶手工业考古理念上的变化。其次,本次会议全面吸纳了从不同角度对古代陶器研究的相关成果。时间上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代;地域上从北方到南方;陶窑种类上涵盖了平穴窑、升焰窑、半倒焰窑、龙窑等多种窑型;探讨内容从社会组织、经济学、历史学等各方面。研究角度多样,研究成果突出,各学科紧密结合,才是实现新理念的必要途径。第三,多学科研究正在走向整合。虽然目前的多学科整合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多学科整合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从考古发掘项目的课题设计阶段开始,多学科商定课题,然后在田野发掘过程中多学科及时介入,及时从各个学科背景出发发现问题,采集信息。只有意识到,才能看到,田野考古中如果想不到,相关信息也就丢失了,发现不了。最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也需要多学科参与。比如,此次会议朱萍提到的民族考古学的启示作用,即考古学中常提到的中程理论。又比如,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只是数字,只有通过多学科的整合与阐释,测试数字才能显示其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未来需要大家更紧密的结合,学者们互相交流、了解,加强学术合作与发展。

最后,徐良高研究员代表本次会议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与会并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使本次会议成为一场学术盛宴,成果丰硕,受益良多。同时,感谢沣西新城管委会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保证本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作者:王迪 付仲杨

摄影:崔凡

审核:徐良高

责编:荼荼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E-mail:kaogu@cass.org.cn

本文由8455新澳门路线网址发布于文物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关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